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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柏林，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提出著名的普朗克公式，这被视为量子物理学诞生的标志性事件，此后，在爱因斯坦、玻尔等一众物理大家的接续努力下，量子世界的大门终向人类敞开一隅。
2009年，合肥，在“留学人员创业园”内一间办公室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家量子技术产业化公司——国盾量子。2020年，国盾量子成为A股首家也是目前唯一的量子科技上市公司。2024年，作为“未来产业新赛道”，量子产业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从柏林到合肥，从20世纪到21世纪，从量子力学到量子产业，人类向着共同未来的接续努力，犹如“量子纠缠”，念念不忘，绵绵不绝。
记者：应董好，国盾量子的新办公楼和展厅都很漂亮，四年前我来国盾采访时，你们还在合肥云飞路租用办公楼，看来这几年发展迅速。
国盾量子董事长应勇：欢迎再次来访！我们一直都比较稳健吧，去年营收增长15%多，不过体量还不大，这个产业毕竟刚开始。
和2009年创立时比，现在量子产业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我印象中这是国家第一次明确把量子产业作为一个未来产业方向提出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把发展量子产业写进去了。我个人认为，2024年可以算是中国量子技术的产业化元年。
应勇：应该说是到了一个准备起跑的阶段，整个赛道会越来越热闹。资金、人才都会加速集聚，量子产业生态会加快形成。现在合肥、北京、上海、深圳都有很多科研机构在聚焦量子科技产业化，聪明的脑袋多了，成果一定会比预想中的还要快。
应勇：量子产业三大领域：量子通信、量子计算和量子测量，我们都有布局。量子通信在中短期内会是公司最重要的赛道，因为它产业基础较好，规模化扩张的可能会更大。接下来我们和中国电信的股权合作顺利推进的话，对量子通信的产业化会有更大推动。
量子计算是最具爆发性增长潜力的领域，目前我们走的是超导量子计算方向，但不是什么都做，我们会聚焦在供应链上游的核心组件，例如室温操控系统、低温环境、线多万元的销售。
量子精密测量主要做两块，一是把量子保密通信中的一些衍生技术，去跟激光雷达、成像做结合，还有就是与上游实验室产学研合作，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做成产品去销售。
记者：国盾量子是A股首家也是目前唯一的量子科技上市公司，回头看都做对了什么？
应勇：首先，最重要的一条，是对赛道的坚守。2009年刚成立时，很少人知道国盾量子是干什么的，所以一开始很难，只有坚持，再坚持，不断把技术打磨成产品，做成解决方案，然后通过示范案例去拓展。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但我们很庆幸，一直聚焦在这条赛道上，等到了风起的一天。
应勇：是的，很重要。中科大有一个非常好的改革——技术赋权，可以把科研成果百分之百赋权给企业、老师、技术发明人，这就确保了学校科研人员的权益，他们可以安心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所以，在我们的产学研模式中，大家的角色定位是很清晰的：教授们在学校、实验室做他擅长的科技创新方面的工作，企业则按照市场化要求，打造强大的技术团队、生产制造团队和供应链体系，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转化的机制体制。
还有一点，在各个发展阶段，国盾量子的现金流一直比较好，这是我们能够坚守方向和研发投入的前提。很多时候，企业没钱或资金紧张的话，动作不可能不变形。
记者：有一种说法，中国量子看安徽，安徽量子看合肥火星电竞官网手机版，合肥对量子产业是怎么支持的？
应勇：合肥很早就开始布局量子产业，虽然当年集聚的都是一些小企业，并没有“巨无霸”，但政府还是愿意聚焦在这个赛道上，把这些“小土豆”企业招引过来、给予支持，这是很有眼光的。而且，合肥市对产业的支持是全链条的，不光是支持像我们这样能够产生效益的企业，对上游一些科研机构、高校院所也有很大投入。这种投入也许在短期内看不到效益，但时间尺度拉长以后，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应勇：是的，像我们学校（中科大），80%以上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都是留在合肥的。
记者：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经济实现新增长的关键，能为我们尽量通俗地解释下量子产业的未来发展吗？
应勇：在量子产业三大领域中，量子通信是非常成熟的方向，大家普遍认为，量子通信已经具备规模化、产业化条件，我们国家也处于领跑地位，主要运营商都在积极介入。
量子通信实际上是量子保密通信，打个比方，相当于是为现有通信系统加装一把理论上无法破解的“量子锁”。它的商业逻辑在于，在数字时代，数据是最基础要素，数据安全是普遍刚需，量子保密通信则是目前最好的数据安全解决方案。
但是，现在量子通信的规模瓶颈没有解决，需要更强的政策性引导。只有当信息安全威胁越来越紧迫，使用量子通信的决心才会越大，量子通信成本也才会大幅降低，整个产业迎来井喷时刻。
应勇：量子计算处在更早阶段，目前上游的科研成果，还没有到可以实用的程度。但是，量子计算的潜力越来越受到关注，特别是大模型出来后，对算力的渴求急剧放大，而经典算力模式已触到天花板，能耗也是天文数字，迫切需要新算力。而目前大家比较能看清楚的新算力就是量子计算，特别是对材料设计、气象预测、金融系统、交通系统、大模型、人工智能等领域，算力提升是指数级的。
现在主要国家都在大量投入，包括一些巨无霸企业和资本，但目前还是百花齐放，技术突破乐观估计也得10年，甚至更长。我是谨慎乐观的，前几年我们开玩笑说，全世界能做量子计算的人可能不会超过500个，但现在人才集聚越来越多，聪明的脑袋多了以后，产出成果应该会比预想的更快。
应勇：量子测量的发展方向已经非常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高端的精密仪器，能测各种各样的物理信号。比如我们展厅里放的冷原子重力仪，对重力加速度的分辨率能够到小数点后面第八位，地质微小变化都能测量出来。这就有大价值了，有望在地震的早期预测、精确预测等方面有所突破。
应勇：说实话，我心里一直是有些忐忑的。最担心两个事情，一是捧杀，二是棒杀，一会捧到天上去，好到不得了，一会又打到地底下，痛斥为骗子。我希望，大家对未来产业的规律性有一个理性客观认识，对未来产业的热情不要一哄而上一哄而下。
记者：如果说量子力学的建立，欧美科学家是主要贡献者，那么量子产业化，我国已处于第一方阵，有望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但是，如何做才能持续领先呢？
应勇：我一直认为，国内要加快形成“量子+”产业生态。简单说，就是要用起来，拓展尽可能多的量子技术应用场景。这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今年两会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包信和院士在谈到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解时提到，“新”是“创新”，“质”是“高质量”，“生产力”三个字则意味着，在高质量创新后，还能够产生生产力，也就是说要应用。我很同意他的理解。
应勇：做了很多探索，以前主要是做企业端、政府端的应用。比如去年，参与建设的合肥量子城域网（一期）已完成项目验收，交付了3例“微纳量子卫星地面站”，还与国网杭州供电公司合作推出了亚运会期间的安全供电解决方案，与中国电信、钉钉合作推出“量子安全OTN专线”、“量子安全应用门户”，参与建设了浙江省首座“量子+变电站”等等。现在针对个人用户的应用也开始尝试，新近研发了“国盾密邮”“国盾密语耳机”等终端消费产品，希望让大家认识到，量子不是那么玄乎的，我也能用。
应勇：凡是有较高信息安全要求的领域，都可以拓展为“量子+”应用场景，比如自动驾驶、工业互联网，我们都有案例在做。还有AI大模型。当然还有电网、燃气、供水等公用事业领域，必须高度安全，否则一旦被攻破，就会造成很大的公共事件。
记者：长三角是中国第一大经济圈，国盾很多项目都在长三角，在你看来，长三角有希望成为中国量子产业的第一高地吗？
应勇：发展量子产业，长三角既有产业和科技基础，应用场景也非常广泛。去年，我们参与建设的合肥量子城域网完成项目验收，这个范例在长三角地区形成了一些影响力。在去年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人座谈会上，“谋划建设长三角区域量子通信城际干线网络”就写进了工作任务。如果能将合肥量子城域网的建设模式在长三角重要城市复制，让这些城市之间能够互联互通，然后作为一个整体的示范来推动全国性网络的织密，就能让量子保密通信网络发挥出更大效益，也会把量子产业向前推进一大步。
应勇：正在推进之中吧，去年G60科创走廊城市在进博会搞了一个签约仪式，成立联盟共同推进,依托“国家广域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络”资源优势，加快量子密码技术和应用创新，上海松江区是牵头人，方案也在做。
做这件事情的必要性在于，量子保密通信是叠加在现有通信网络之上的，只有形成一个跨区域的大网，才会让更多用户用得起，让投资人、建设主体有合理回报，从而形成一个长期可持续的产业生态。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无论是经济实力、政府能力，还是对信息安全的要求，都是最有条件率先建成这张大网的。而且，国家提出，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数据安全就是底层设施，没有数据安全保障，很多数据用不起来，很多产业难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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